中国改革的“禁区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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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不指定 2014/02/28 11:01 | by 白燕湾 ]
自近现代以来,中国救亡图强的路径,就是必须不断自我改革和超越,除此别无选择。直到今天,可以说改革尚未成功,中国仍需努力。而中国改革的最大弊病和软肋,就是往往为自我设定过多过大的改革禁区,致使改革进入停滞甚至倒退的死胡同。

譬如清朝后期的“洋务运动”,因为一早就为自己设定了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的限制,其改革成果与同时期日本的“明治维新”远不可同日而语。后者大胆地施行了君主立宪制,从而推动了日本社会向近现代化的全面转型,而非像清朝那样一直对社会革新半推半就,最后反倒催发了辛亥革命的暴力突变。

在1970年代末期,台湾也发生了由蒋经国先生主导的重大改革,其特点是不为改革设立禁区,而是大胆地披荆斩棘,一举冲破了几十年党禁、报禁和军管戒严等深重藩篱。今天的台湾,已经成为世界上言论和思想最为自由开放的地区之一,走在了时代发展的前列。

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的中国大陆“改革开放”,却是一波三折,历尽艰难,目前甚至有些积重难返。其中原因,固然与大陆幅员广阔,民族和文化情况复杂,总体经济起点过低,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客观因素有关;但改革毕竟事在人为,过多过大地为改革划定禁区和限制,乃是延误中国深化改革的核心障碍所在。

譬如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著名的“猫论”,胡耀邦和赵紫阳所推崇的“摸着石头过河”,其关键魅力就在于突破限制或不设限制,大胆探索实践,主张发展才是硬道理。但随着后来自设的某些“原则框框”愈来愈多,全面改革的锐气和锋芒也逐渐被削弱以至丧失。

虽然后来邓小平又发出了“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”的最后一呼,但改革的主流已经收窄成经济改革,GDP挂帅,一切向钱看。在进入21世纪以后,中国经济的暴发户式增长,让领导层滋生了盲目乐观,认为跛腿改革也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。这种幻觉与侥幸的后果,就是强化了已经设定的改革禁区,反倒认为深化改革会走上所谓“邪路”。在全面改革设计与实践严重缺失的情况下,导致了官员和权力大面积腐败,“文革式”极左意识与路线回潮,社会道德与产品安全水准总体下滑,环境与大气重度污染恶化等一系列恶果。

自2013年习近平和李克强为主导的新一届中国领导层执政以来,所传达出来的改革信息也耐人寻味。其对改革形势的判断为:中国改革“已进入深水区,好吃的肉都吃掉了,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”;于是在组织结构上,也已经成立了“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”,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;但与此同时,在原则方面,又反复强调改革不能“犯颠覆性错误”。

这其中的彼此矛盾状态颇为显著:譬如说一栋老房子,已经修修补补了许多年,尽量争取不伤筋动骨;但如今既然只剩下“难啃的硬骨头”,而且“再难也要向前推进”,依照常识,下一步就应该是当机立断,对之拆迁重组了;然而所谓“拆迁重组”又恰恰属于“颠覆”性质。如果对“颠覆”噤若寒蝉,也就不会“拆迁重组”和“啃硬骨头”了。结果只能是无所作为,改革陷入停滞不前。

这就是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历史怪圈和现实困境。无奈之中,只能在自己划定的“安全区域”内搞一些党内“整风反腐”,及在社会上“唱红打黑”一类的运动,最后一定是事倍功半。因为这些做法都已经是陈腐老套路,被历史实践反复证明是治标不治本,而且其操作过程,严重匮乏现代法制所要求的法理连贯与公平透明。

中国的新一轮改革成效,只能是靠重点创新,突破禁区,敢于尝试才能取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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